习近平总书记在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更加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通盘考虑内外部风险挑战，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维护安全能力，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在发展中逐步化解风险，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关键是以科学的治理理念、法治化的治理手段和多元协同治理机制，形成高效能的大治理格局，以制度之力、治理之能促进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把握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部署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则。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把发展和安全视为最核心的利益，根据世情国情演变动态调整两者的边界范畴并完善相关政策体系。改革开放之初，在研究作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的重大判断后，我们党紧扣时代主题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最终成就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这正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生动实践。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历史进程，就是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持续动态调整两者边界的伟大历史进程。
进入新时代以来，世情国情进一步发生变化。当前，我国面对的是“两个大局”加速演进并深度互动的时代背景，既有传统意义上的内部稳定风险，还有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形成的外部冲击；既有各类存量风险，也有气候变化、科技创新等带来的增量风险；既有被动式的风险应对，更有基于大国发展需要的主动安全需求。当前国家安全的内涵外延、时空领域、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宽广和复杂。以经济为例，随着我国经济体量和全球影响力越来越大，微观主体的利益诉求更加复杂多元，外部围堵打压的强度和烈度越来越大，新旧风险因素相互交织伴生，风险治理和维护经济金融稳定的难度越来越大。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因应时代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国家安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维护和塑造新时代国家安全提供了行动纲领。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安全发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统筹发展和安全已经成为经济工作、国家安全工作的必然要求，并在目标层面逐步具体化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在战略层面前瞻性谋划实施了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等先手棋。
高效能治理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必由之路
当统筹发展和安全面临更加繁重、更为复杂的任务之时，必须通过构建制度体系，以强大的制度优势和高效的治理效能，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内在机制和内生秩序，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在现实中协同落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从世情国情演变和国家发展需要出发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重要部署，强调要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完善公共安全治理机制、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旨在通过释放更为强大的改革红利推动发展和安全更加协调。为推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落实落细落地，更好统筹经济工作和国家安全工作，需要加快形成一套更符合现代治理理念、手段和组织方式的治理体系，实现常态化的高效能治理。
形成科学的治理理念，在实践中不偏不倚把握好发展和安全的具体边界。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指出，对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就是最大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在统筹发展和安全过程中，必须充分认识到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不发展就是最大的不安全。当前，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仍是中心工作，必须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不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同时，也需始终清醒认识到，安全方面的底线问题绝不容许触碰，核心利益需要坚决维护。我们既要拒绝将发展和安全简单二元对立或机械地强调一方面而对另外一方面构成伤害，避免顾此失彼、片面强调；也要树牢大历史观、大战略观，从全局利益最大化和动态效率优化出发对两者关系和各自边界进行科学界定，并找到最佳结合点推动两者良性互动、相互促进。从具体实践看，必须始终胸怀“国之大者”，统筹考虑短期和中长期、局部和全局、内部和外部等因素，实事求是、不偏不倚地把握好发展和安全的具体边界。
在法治的轨道上统筹发展和安全。法治具有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下，必须坚持在法治轨道上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按照法治原则，最为关键的是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既要以负面清单模式管理市场，为高质量发展释放新空间，也要以正面清单模式明确政府职能，切实防范化解风险和守好安全底线。以贯彻落实国家安全法为根本，加快构建起更为完备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持续完善包括反分裂国家法、反间谍法、反外国制裁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生物安全法等在内的安全领域专项法律，在经济社会等领域的专项立法中落实安全理念、建立安全保障机制。从内部看，应切实发挥好法律、规则等制度在引导预期、规范行为、预防风险方面的关键性作用，既为国家安全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执法提供法律依据，也让市场可以更好预见潜在安全风险以及相关处置规程，在全社会形成共同预期，防止潜在风险演变为现实危险。从外部看，应立足国家利益，加强涉外领域立法，推动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把拓展执法司法合作纳入双边多边关系建设，提升涉外执法司法效能。同时，秉持“和而不同”的多元理念，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完善协同治理机制，凝聚强大共识、形成强大合力。在统筹发展和安全这对命题中，安全具有公共产品性质，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和激励机制是形成大治理格局的关键所在。一方面，发挥好政府部门职责，加快构建跨层级、跨区域、跨部门的整体智治体系。应坚持体制优势和技术赋能双轮驱动，优化条块间职责配置、科学统筹各项资源、用好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手段，解决好安全领域治理的碎片化、条块分割和基层负担过重等难点问题，实现跨层级、跨领域、跨部门的业务和资源共享，构建上下贯通、左右协同、执行有力、运转顺畅的一体化治理格局。另一方面，汇聚社会各界理解关心支持国家安全工作的强大合力，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应持续推动国家安全宣传教育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进乡村、进军营、进网络，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升国家安全意识，切实增强在国家安全方面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能力提升为依靠，推动治理关口前移和下沉，实现从被动应对式治理向事前主动预防式治理转型，形成全社会主动维护国家安全的良好氛围。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既是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底气所在，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后盾所在。面对“两个大局”加速演进并深度互动的时代背景，必须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将国防和军队建设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体系，系统提升我国应对战略风险、维护战略利益、实现战略目的的整体实力。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应强化战略主动精神，着力打造符合发展阶段需求、适应世情国情演变趋势的国防军事能力，制胜现代战争。扭住科技创新这个根本抓手，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加快推进关键基础设施建设、协同创新平台构建和重点产业突破。释放改革动能，推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向各行业、各系统、各领域延伸，从机制上打通国家综合实力向先进战斗力、体系对抗力的转化路径，为化解危局、把控战局、赢得胜局提供强大支撑。
治理好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要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障，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是“国之大事”，同样要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障，这既是题中之义，也是历史和现实必然。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任何时候，只有坚持党的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发展才能顺利，安全才有保障。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过程中，首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规范发挥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职能，始终秉持正确的治理理念，把维护国家安全同经济社会发展一起谋划、一起部署，确保经济工作、国家安全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符合全局利益的战略方向前进。其次，强化各级党组织的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以及责任意识，形成既谋发展又促安全的责任体系、工作体系和考核体系，重点压实维护国家安全的主体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既做到不偏不倚、协同推进，又做到守土有责、严负其责。最后，不断提高各级党员干部统筹开展工作的能力和本领，增强广大干部的识变之智、应变之方、求变之勇，形成与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适应的政治能力、领导能力、工作能力，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黄卫挺）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